积蓄更多“从零到一”的力量（教育大计大家谈）

基础研究作为科学体系的根基，是解决所有技术问题的关键。当前，全球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和颠覆性创新变得尤为重要。为了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我国需要优化科研布局，增加投入保障，并革新体制机制，以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这对于建设科技强国至关重要。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强有力的措施和更务实的行动，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对话嘉宾：

•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
• 李晓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 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
• 张嘉漪：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 阳铭：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源头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

记者： 为什么当前迫切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陈晔光：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缺乏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就难以产生颠覆性的应用成果。同时，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本身就能催生新技术和新路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 应用层面问题的复杂性，会促使我们回溯到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许多技术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但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突破。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支撑，就无法在原创性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

刘铁岩： 基础研究已成为当下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我们可以在许多领域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通过工程优化、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但如今，全球科技竞争已转向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因此，当前的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论文、学科和实验室范畴，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的主动权。

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记者： 基础研究需要“两条腿走路”，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如何更好地平衡这两者？

张嘉漪： 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都指向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有助于提高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率。它并非将基础研究简单视为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而是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探究其背后的科学规律、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自由探索是产生原创性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在早期并没有明确的应用目标，而是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今天看似“无用”的认知突破，可能正是未来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 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两者并不矛盾。自由探索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实用成果，但它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目标导向的研究聚焦于现实需求，也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这启示我们，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

陈晔光： 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的环境，不设功利性目标；目标导向研究则需要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的资源。这样才能实现“两条腿”协调发展，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记者： 与高校、科研院所不同，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有何独特优势？

刘铁岩： 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锐度，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例如，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新”体现在：构建“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与北京中关村学院实行“一体两院、融合发展”，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以项目制为核心，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要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关键在于明确“谁提出问题”和“谁验证成果”。我们的答案是：问题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做法包括：一是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组织师生深入企业调研，提炼科学问题；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引领企业前瞻布局，共同攻关；三是打通科研转化通道，通过“前店后厂”模式，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平台。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 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仍有提升空间，如何在经费分配上做到更合理？

李晓强： 预计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将达到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有望突破7%。尽管如此，与全球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因此，我们既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差距，又要深化改革，优化经费分配结构，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需要长期坚持，因此需要经费的连续支持。对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应采取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给予科研团队长期的经费保障。对成熟科研团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建立跨周期的资助机制。

阳铭： 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产出具有不确定性，主要依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在经费分配上，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资源获取困难。他们思路活跃，敢于挑战难题，但可能因资源不足而难以充分施展才华。因此，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也要保障广泛参与。评审应更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 当前，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挑战？如何构建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陈晔光： 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和其他主体。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

张嘉漪： 针对产业界“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以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的模式。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共同投入资源，由科学家领衔攻关。这样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真需求，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复旦大学已构建“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的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成立了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刘铁岩： 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提供方向指引，企业提供问题与场景，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社会资本提供灵活的接续支持。对于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于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参与“出题、共研、验证、转化”，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开放场景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负责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记者： 近年来，科技评价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需要如何改进？

陈晔光： 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量化评价存在难度。一个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显现成效，若早期无显性产出就停止支持，可能会扼杀重大发现。评价改革的重点应回归专业判断，实行真正的“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论文发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但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 除了完善评价周期和指标外，评价维度也需更加全面。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技术路线积累具有长期意义，不能重结果、轻过程。应进一步完善对基础研究过程中隐性产出的制度化认可途径。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创方法、工具、技术路线、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建立“探索风险档案”，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

张嘉漪： 如果一个项目未达预期目标，很难界定是研究人员不作为，还是这条研究路径本身就是死胡同。证明“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但这在评价层面很难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非常必要。

记者： 部分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阳铭： 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并不畏惧学术检验。青年学者入职后，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经费、招生名额、实验室空间等。考核要求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周期较长，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能的。这些进展不一定以论文为唯一形式，单位可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

刘铁岩： 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原创性探索早期常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未必立即转化为论文和项目。因此，在研究周期内，我们建立持续激励机制，关注阶段性评价，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二、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让他们在重大任务、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给予挑大梁的机会。三、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我们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鼓励他们发现真实问题、组建团队、管理经费、对接产业。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时，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